當紅酒成為必修課：教育公平，還是階級偽裝？
最近看到一位香港網民列出一張「理想中學課程清單」： 中西餐飲禮儀、紅白酒／烈酒／cocktails、咖啡知識、意粉與香草、報稅、理財、儀容整理、香水、宗教文化、金工木工……說自己當年還有 D&T 和家政，細佬那代已經「無晒」，於是忍不住問：為甚麼會被 cut 掉？
這一段說話，立刻讓人聯想到 J.D. Vance 在《Hillbilly Elegy》裡的那個場景： 出身工人階層小鎮的他，第一次出席耶魯法學院的晚宴，不懂用哪一把叉、不懂點酒，只能偷偷看別人怎樣做，生怕暴露自己不懂規矩。那一刻，他意識到：所謂階級，不只是收入和學歷，而是一整套在餐桌、酒單、談吐之間流動的文化密碼。
這位香港網民的清單，本質上也是在回應同一種不安：
如果學校不教，那些出身較弱勢的學生，是否註定永遠在這種場合裡「一眼就被看穿」？
這個直覺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如果帶着一點 JD Vance 的視角來看，問題未必那麼簡單。
一、學校不教，文化資本就交給家庭決定
《Hillbilly Elegy》那場晚宴說明了一件事： 很多能否「被當成自己人」的標準，並不寫在任何課本裡，而是透過家庭、社交網絡、日常生活慢慢灌輸的。
在香港也是一樣：
- 有些學生從小跟父母出入餐廳、酒店、旅行，知道甚麼是「合適的衣著」、大概怎樣點酒、怎樣在正式場合說話；
- 有些學生則在畢業、面試、第一次被上司帶去飯局時，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懂這套語言。
當學校完全不處理這一塊，實際上就是任由 家庭背景決定誰先天掌握文化資本、誰只能臨場硬撐。 從這個角度看，「中學應該教多些生活禮儀和技能」這個要求，確實有其公平考量： 不只是為了看起來體面，而是避免弱勢學生一出社會就處處吃虧。
如果只講到這裡，其實很容易點頭同意。 但 Vance 式的問題，往往出現在第二步：我們究竟在教甚麼？又刻意避開了甚麼？
二、紅酒、咖啡、香水：平等的工具，還是階層的包裝？
那張清單裡，其實混在一起的是兩種非常不同的內容：
- 一種是 高公共性的生活技能：報稅、理財、基本儀容、宗教與文化常識、金工木工、家政之類，任何人將來都會用到，不懂就要付出真金白銀的成本；
- 另一種則是 高度階層化的品味語言：紅白酒、烈酒、cocktails、咖啡、意粉與香草、香水品牌與用法。
第一類，很容易找到納入公共教育的理由： 在樓價高企、工時長、制度複雜的香港，年輕人如果連基本稅務、租約、理財風險都不懂，將來遇到合約陷阱、債務壓力，一點也不意外。
第二類，問題就微妙得多。
站在 JD Vance 的角度看，紅酒、咖啡、香水這些東西有兩面：
- 一方面，它們確實是某些行業（金融、專業服務、國際商務）裡的「潤滑劑」，懂這些語言，的確有助於在飯局和社交場合不至於太突兀；
- 但另一方面，它們本來就是用來畫界線的：誰一開口就知道哪個牌子、哪個產區、哪種風味，誰一聽就呆掉。
如果中學把這一整套品味語言寫進必修課，風險是：
我們口頭上說要對抗不平等，實際上卻在替某種中產生活方式「蓋章」，變成全民標準。
懂紅酒、懂咖啡的人，本來就多數集中在某些階層。 把這些知識「普及」的同時，也在強化一個訊號：這才是合格成年人的樣子。 那些不喝酒、不在意香水、甚至因為宗教或健康原因完全不碰的人，反而好像少了甚麼。
從 Vance 那種敏感度來看，這不是小事。
三、香港真正難談的，不在酒單，也不在咖啡豆
再回到香港的具體情況，這張清單之所以讓人有點不安，不只是因為它「中產味」很重，而是因為它避開了這個城市最刺手的幾個現實：
- 高房價與逼仄的家居空間，讓很多家庭根本難以建立穩定、從容的親子關係；
- 極長工時和通勤時間，令家長和學生都在疲勞邊緣運轉；
- 升學與考試壓力，把大量校內時間鎖死在操卷和比序名次上；
- D&T、家政這類實作科被削減，本身就是一套「分數優先」的價值選擇。
在這樣的環境裡談「多教紅酒和香水」，很容易變成另一種溫和的逃避：
我們不碰結構、不談勞工、不談教育制度與房屋政策， 但我們很願意為學生設計一套更漂亮的禮儀和品味。
站在 JD 的位置，他可能不會用「工作倫理崩潰」這種美國式說法來批評香港， 但他大概會問：
當你們為中學生構想一門「現代生活必修課」時， 為甚麼最先湧上心頭的是紅酒與香水，而不是合約、債務、精神壓力、基本勞工權益？
這不是說不能談品味，而是：哪一部分被視為「核心」，哪一部分只是附加，透露了整個社會真正關心甚麼。
四、D&T 和家政被「cut 咗」，反而是關鍵訊號
那位網民提到，自己年代還有 D&T 和家政，細佬那代已經完全沒有，然後問：「點解會 cut 咗呢？」
答案其實殘酷又簡單：
- 在公開試主導的體制下，任何不能直接變成考試分數的科目，都容易被視為「可有可無」；
- D&T、家政需要專用教室、工具和安全監管，成本高，成績卻不容易在排名表上體現；
- 家長和部分決策者對「知識」的想像，偏向於抽象、可考核的內容，實作能力一直被放在較低的位置。
這一整套決定，背後的邏輯是：
「會寫卷、會背書，比會煮飯、會修東西重要得多。」
從這個角度看，與其說我們缺一門「紅酒課」，不如說我們更需要的是： 把原本被邊緣化的實作與生活技能課，重新拉回教育核心。
如果連最基本的家政、金工木工都消失，只留下象徵體面的飲食與香水知識，那其實不是在幫年輕人站穩，而是在訓練他們更熟練地扮演一個「體面勞工」的角色。
五、生活技能要教，但不要把中產品味當解方
從 JD Vance 的視角出發，也許可以這樣看待那張清單：
- 教生活技能，是必要的：報稅、理財、理解租約和勞工權益、基本家政與儀容，這些都是一個城市如果真把公平當回事，應該考慮納入中學教育的內容；
- 教禮儀，也可以，但要帶着批判：讓學生知道正式場合的基本規則，同時理解這些規則怎樣用來排除某些人，而自己在其中要怎樣保持清醒。
至於紅酒、咖啡、香水、意粉香草，可以放在哪裏？ 較健康的做法，可能是：
- 不視之為「必須掌握才能算見識」的硬指標；
- 放在飲食文化、全球貿易、勞動條件等主題裡，以案例方式介紹—— 不是教學生如何假裝懂喝酒，而是讓他們知道：一杯咖啡背後牽涉甚麼產地、勞工、定價與品牌敘事。
這樣一來，它就不再只是中產品味，而變成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。
如果說那位香港網民的貼文反映了一種真實焦慮，那就是：
「只靠家庭，很多孩子永遠學不到進入主流社會所需的技能。」
這個憂慮是值得重視的。 但要避免的是，把對教育公平的渴望，最後收斂成一門「如何看起來像中產」的課。
真正弔詭的地方在於： 當我們忙着幫學生練習紅酒與餐具的用法時，很可能已經默默接受了另一個前提—— 至於他們將來能否有時間慢慢吃一頓飯、有沒有力氣在下班後打開一本書，這些問題就先不要談。
這一點，大概才是最需要被看見的現實。